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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六合马开奖结果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

更新时间:2021-07-28

  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氏族、部落的神权、军权往往是合一的。这些氏族、部落的酋长,既是主持宗教祭祀仪式的巫,也是掌握军权的首领,并在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本文是在近年来丰富的地下出土材料及相关理论基础上,对原始宗教及巫的性别、职能、角色演变,神权对史前分层社会和早期国家产生的作用,商周时代宗教与巫的二元分化,女巫群体形成等问题作进一步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试图以此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中宗教、礼制、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特征。

  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一个漫长发展进程。伴随原始定居聚落的产生而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宗教及祭祀、占卜等形式,并可能已出现主持这种祭祀、占卜的巫师一类人物。

  当人类社会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巫师及其所从事的求神、占卜、驱疠等巫术就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伴生物产生了。但是,作为史前先民社会群体性、聚集性的原始宗教活动,则是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而逐渐形成的。在史前中国,正是随着各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原始宗教迅速发展,宗教祭祀的规模也日益扩大。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各区域社会中原始宗教开始蓬勃发展。

  史前中国原始宗教的发展,与其时的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距今7000年前就出现了具有战争与防御性壕沟的环壕聚落组织。距今7000—5000年左右,环壕聚落逐渐增加,同时以级差为特征的聚落群组织不断出现。目前在我国中部、东部与北方的史前文化区域,都发现了许多这种花费巨大、具有战争防御作用的先民环壕聚落及“古城”等。早期国家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在文明诸要素如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合力作用下不断演进的。正是这些要素的聚合,使得早期国家在演进中蜕变而出。其结果,不仅使早期先民社会在通过内聚方式提高对外应力机制中,逐渐构成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社会政治体;也在不断强化、完善其氏族、部落的公共职能及原始道德、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要素中,形成早期华夏文明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和作为祭祀主持者兼社会管理者的觋巫群体。

  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及原始宗教的发展,各区域出现大批反映原始宗教遗迹的聚落遗址。从考古材料看,当时的巫师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也是原始宗教仪式的承载者。这些首领兼巫师的人大都为男性,并在氏族、部落中占据着神圣地位。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秭归距今8500—7800年的东门头遗址中发掘出一块太阳神石刻。太阳神刻为一个直立男神像,躯体底部顶端内刻画有男性生殖器。太阳人图像腰部两旁,分别刻画星辰,头上方刻画有23条光芒的太阳。同时还出土一件红色陶盆,盆口沿平折并呈放射形光芒状。显然,男子刻像及红色陶盆,均体现出超自然的太阳崇拜及人与神通的宗教观念,而该男子应是当时聚落的巫师。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发现一尊人物坐像。说明当时从事宗教祭祀的巫师主要为男性,并且受到尊崇。在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中,也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等祭祀用器及男性巫师兼首领的情形。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6000多年前的原始宗教主要还是出于先民生产、生活的实用需求。早期原始宗教大都符合先民实用性的原则。但是,随着史前社会的发展,这种仅仅属于实用与经验性质的原始宗教,则开始发展为早期分层社会中或大或小的,具有超越性、“权威”性的神圣权力,而这些掌握神权或兼及军权的巫师则成为聚落或聚落群的各级首领。这种现象在距今6000—45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甚为普遍。从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遗址墓葬中,都能发现男性巫师兼军事首领的普遍情况。

  在距今5000年前后,由于大型或超大型聚落群的出现,史前巫师的地位、角色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说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巫师主要还是在单个或小型聚落群中通过实用性、经验式的“权威”获得先民尊崇的个体巫者;那么这一时期巫师的权威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权威既有着早期巫术、巫师的实用、经验的特点,也有着分层社会中神权与军权结合的“公众”式首领人物的属性。这种属性表现在史前各大型、超大型聚落群中的“王巫”与不同级别的军事首领兼巫师等身份上,甚至也表现在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的“祭司”性质的“巫臣”“巫僚”身上。原始宗教逐渐以一种“权威”方式主宰着史前社会的先民精神,并在社会分层中不断扩大、显现它的超然性、公共性神权;同时,作为这种权威力量承载者的巫师群体,也在不断地层级化甚或专门性地“祭司”化,并在以神权为主的治理手段中逐步与世俗权力的“威权”式手段融合,维护着史前分层社会的精神凝聚与秩序稳定。

  史前巫师的权威,不仅源于宗教祭祀等礼神事务上,而且还表现在这个群体所掌握的知识文化及对氏族、部落在生产、管理方面的贡献。史前的巫师群体,正是从最初的经验中逐渐获得超乎其时聚落先民的知识文化素养,是早期社会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工匠及医者。这种素养使他们既获得氏族、部落先民的尊崇,也影响着先民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大小“传统”。

  原始农业比现在更加依赖于天时、气象、节气。从原始思维角度看,变幻莫测的气象、雷电、风雨也使先民对周围的时空环境更有着畏惧与恐怯。这种情形使天文历象、观象测时成为原始宗教首先关注的重点。而最早的“巫”,正是观象测时的掌握者。从考古材料看,距今8500—7800年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现的男性太阳神石刻图像,在其腰部两旁分别刻画星辰,头上方则刻画有23条光芒的太阳,就充分体现出三峡地区早期天神膜拜和巫与天象间的神职意识。这些以天文、星辰为对象的龙、凤鸟、神兽纹天象图的发现,说明早期聚落先民的宗教信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与天文、天象有关的观象授时或预卜吉凶上。所以,祭祀与天象合一,是早期宗教的重要特征。

  “巫”“工”原本一体。最早的“工”实际是专门制作祭祀用玉器、法器兼从事祭祀的“巫”世家。在巫舞合一的古代社会,巫在向神祝祷的歌舞中,常挥动两袖、手持“法器”起舞,因此“巫”字像人持“法器”起舞,而“工”则有巧饰之“法器”之意。在早期聚落社会中,打造石制武器、工具应是氏族、部落中各家分内的事。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祭祀礼器如精美玉器及石、骨法器在工艺上日益繁复,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治玉与制作法器的“巫工”世家。而最早的“工”也就成为巧饰祭祀礼器的设计、制造者的代名词,是氏族、部落中的技作巧匠,是大型祭祀仪式所需精美玉、石、骨制礼器的制作能手。

  在史前中国,巫、医亦一源。《说文》:“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早在凌家滩87M4中,除了发现玉制钺、璜等与武器、祭祀有关的大量随葬器物外,还发现具有专门用途的玉石,而这些玉石可能是刮痧治病的用具。在87M14中除发现玉璜3件外,还发现玉石料5件,一些研究者认为从其形制看应是中医用的砭石,而墓主则是巫医。这说明该墓主既与祭祀有关,同时还兼具医的职能。所以,古代中医大约出自史前巫医。而此后巫医以巫降神祛病消灾的事,在历代文献中则多有记载。

  史前巫师还是原始道德及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由于当时血缘与地缘的交叉性特征,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天、祭祖活动已经成为各聚落群先民凝聚共同精神信仰与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些与“天”“祖”相联系的宗教信仰即弗雷泽所谓“公众巫术”起着维护聚落等级秩序的原始道德观念与规范。而聚落的内聚性更需要通过“祭祖”“祭天”的宗教信仰而建构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前国家时代,这种权力关系更主要表现为一种与血缘祖先身份高低、亲疏远近,或者与氏族、部落首领的军事统领、管理经验的“权威”相交叉的精神力量。它促使先民产生对“祖先”“神灵”的敬畏,而又将原始道德伦理去附丽在祖先神灵身上,以此维护部落、家族间的社会与人伦关系,强化氏族团结。由于这种关系掺杂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禁忌及早期的天文、气象等因素,因此它常常使史前先民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迷幻与科学相互缠绕,互相依托,共同形成原始宗教的神圣价值与道德观念。在这里,信仰因素与政治因素、科学因素与伦理因素相互渗透,建构起史前先民的精神结构。这种情形在考古材料中也能发现。

  塞维斯等西方学者曾认为,酋邦能够进行动员与组织、获取资源的力量来源,主要是宗教神权的“权威”,正是这种“权威”使前国家组织在“非暴力”情形下具有大规模动员、组织民众的能力。这种理论对解释我国史前分层社会亦有着参照性。从距今7000年以降的中国史前史来看,许多区域都开始进入社会分层及冲突、暴力等状态中,也出现了诸多层级特征明显的聚落与聚落群。从考古与人类学资料看,史前中国各个区域文化演变都是社会分层、原始宗教、血缘继承、世俗权力等相互纠缠、合力的结果。这种合力使各个区域社会逐渐由“权威”性管理向“强制”性的武力、宗教混合体的“威权”治理方式转型。而且随着史前社会的复杂化,一些上层人物如巫师之类通过“公众巫术”而不断占有“公权力”,并将过去属于服务性的“公权力”转变为具有暴力及威慑意味的政治性“威权”。这些巫师兼首领集团通过神权和王权力量,在不断占有公共资源的过程中,促进了“酋邦”向早期政治国家的转型。

  由于受生态环境及其他内外诸因素影响,史前各区域在宗教神权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上各有偏重,并产生权力资源配置的差异。不论权力资源的配置如何侧重,“巫王”或“王巫”,即“巫”与“王”一身二任的情况却是相差无几的。随着世俗性权力加大,逐渐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权力配置结构,宗教则演变为王权形而上的超越、神圣的本体保障。史前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多种因素的合力,形成了中原地区先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精神与制度力量的整合。它使社会的维持机制,通过其不断强化的精神性、礼仪性的物化形式(例如大型宫殿建筑群、成套礼器群以及等级不同的墓葬制式等),来达到维持现实社会组织和政治等级的合法性、神圣性的目的。

  史前巫师群体的身份、角色则在这种社会演变中不断转化。距今5500—3700年前后的中国,既是早期分层社会(酋邦)快速发展并向“古城”“古国”转化的时期,也是巫师兼首领的权贵由对部落社会的经验型“权威”管理向强制型“威权”统治过渡的时期。它使巫师兼首领的“巫”“王”合一者成为角逐“公权力”场域上的主角。这种格局是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史前社会的发展,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的结果。古史传说中的史前“帝”“王”世系的崇拜对象,其祭祀主神大都是当时统治部族的先公先祖,兼具血缘祖先神和护佑神性质,是集神圣性、世俗性、社会性品格的最高神祇。

  王权对最高主神祭祀的垄断,切断了自然界诸神向统一、超越的宇宙主神上升的道路,它使“王”兼“巫”者的一身二任的祭祀天地、封禅山川的功能更加突出。民间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家祭”“宗祭”,也使各宗族、家族内部的祖先崇拜和血缘祭祀泛起,形成不同等级和规格的神主(祖先)崇拜,并与国家宗教祭祀一道产生了由权力距离形成的等级差异的祭祀礼仪。它的结果是淡化了普通中国人对于国家统一神祇的尊崇与信仰,强化了民间社会对乡土社会神祇(如土地、山川等神)及对自己的宗族先祖的尊崇、礼祭,形成国家、社稷与乡土社会各祭其祭、各祀其祀的宗教传统。这也使过去正在分化的巫师群体进一步呈现二元分离局面。

  从夏至商,虞舜时代的宗教传统在传承中不断“变异”。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阙如,对夏代国家及宗教、祭祀礼仪我们还不能详细探讨。可是,从华夏早期的神话、传说看,夏代基本继承了虞舜时代原始宗教的种种特征,最高统治者垄断了最高天神与人间交往的威权。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使我们初步地了解其政治、宗教情况。在商代卜辞中,“帝”或“上帝”具有最高权威。它可以命令、指挥各种自然神祇如雷、电、风、雨、云等,也管理着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如战争、出行、作邑、婚姻、狩猎等各种事务。从商代卜辞、金文看,商代至上神的“帝”或“上帝”,既是自然与人间的主宰,也是殷民的祖先宗主神祇,即商民族的祖先神。以统治部族的祖先神为主神的祭祀制度,表明三代礼制中与“帝”相通的宗教诸神,乃是地上王者的祖先及其附属方国的先公、先王。同时,商代王室还按照人间政治、尊卑等级而设立了以商人祖先神为最高主神的神权秩序及等级性祭祀礼仪。在这种祭祀礼仪中,主持祭祀的仍然是商代最高的“巫王合一”的“王”,及其属下方国、大臣等各级“巫政合一”的首领。随着国家职能的发展及宗教的二元分化,巫师群体也出现进一步的二元分化与细致的职能分工。随着民间巫、祝事务的发展,史前氏族、部落中的巫亦形成不同功能、职业的巫师群体,并且在社会演进中其职能也在随之变化、发展。从商至周,巫师职能不断细化为巫、史、卜、祝等专门负责祭祀、占卜、记事的官员。特别是周代朝廷中巫职能演变更加明显。三代时一个重要宗教现象,便是女巫的专门化。女巫群体的出现,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由于西周礼乐体系是一套复杂的政教合一体系,它除了包括西周的政治等级制外,还通过礼乐制度融入了古代宗教中的祭祀、占卜、舞雩、驱疠、望祀等内容,将具有“天命”与“德”的本体保障的王权合法性通过“礼”所标示的等级观念固化下来,形成“天命”、神灵蕴含在“礼”中的现象。由于“天命”、神灵蕴于“礼”中,就使先秦时代的早期宗教无法构成一个能超越王权“天命”观及世俗政治等级观的宗教信仰与秩序,从而奠定了周代的国家祭祀、“天命”信仰及道德价值观念对各种宗教信仰的整合与控制。国家权力通过礼乐系统不断整合、吸纳早期宗教内容,宫廷中巫、祝、卜的功能通过皇室隆重的礼祀天地、河流、山川的宗教祭祀活动而表现出来。宫廷巫、祝不仅成为代王室礼天、祀地的职官群体,也成为其后2000多年来帝制中国礼乐祭祀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巫、卜则在乡里社会的延续中,成为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周代“礼制”对古代宗教各要素的融合,使过去巫的功能在与礼乐精神整合、同一的保存、改造和转化中,逐渐淡化了原始巫、巫术的符号及象征意义;而在民间,由于下层社会需求,也使一部分继承原始巫术的巫、卜活跃在民间,成为中国古代乡里社会对民众生老病死、禳灾消祸、驱疠求福有关的专职性载体,并构成古代中国历时悠久的民间巫术传统。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澳门六合马开奖结果